龙楼凤阁，什袭珍藏

2023/05/29

故宫至宝： 王悦阳

酗亚方樽

四象觚( 象纹觚)

九象尊

《伯远帖》

《平复帖》

《游春图》

《清明上河图》

定窑孩儿枕

《清明上河图》

永乐青花压手杯

粉彩牡丹纹盘口瓶

五彩加金鹭莲纹尊

大圣遗音琴

黑漆嵌螺钿云龙纹大案

大禹治水图玉山

金瓯永固杯

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

紫禁城角楼

御花园

故宫的文物藏品实际包括两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紫禁城古建筑，可移动文物——珍藏的各种文物。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记者一王悦阳

故宫博物院，是一座成立于1925 年的综合性博物馆，它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的基础上。历经六百年兴衰荣辱，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故宫博物院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而且拥有数量庞大的独特藏品，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

因此，故宫的文物藏品实际包括两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紫禁城古建筑，可移动文物——珍藏的各种文物。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龙楼凤阁，什袭珍藏，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留下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不少都入藏于故宫博物院之中。其中，涉及宫廷典章礼制、宗教祭祀、生活日用及休闲玩赏各个方面。这些珍宝处处显示出皇家的雍容与典雅。小小的器物，其背后却往往是沧桑的历史。

青铜器：礼乐华夏

酗亚方樽

樽是盛酒器，流行于商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此件高45.5cm，宽38cm，口径33.6×33.4cm，重21.5kg。方形，侈口，肩上四角各饰一象首，象首间夹饰兽头，颈、腹、足均饰八条棱脊。兽面纹和夔纹是其主体纹饰，以雷纹作地。口内侧铸铭文2 行9 字，大意为：亚族祭祀诸位王后和太子的宝器。根据铭文字数由少到多以及河南安阳出土的同时代器物为参考，可判断此器物出现于商晚期。

四象觚( 象纹觚) 与九象尊

这两件铜器约在40 年代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出土。四象觚存世三件，除本器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两件一存美国古董商手中，另一件现藏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远东博物馆。而九象尊却是国内外仅有之绝代珍品。

九象尊，因器腹内有一铭文“友” 字，故又称为“友尊”。“友” 应是氏族徽号。本器造型奇异，既有别于大口广肩尊，又不同于圆柱形尊，可能属于大口广肩型的一种特殊变体。此尊大口圆形，侈口，束颈，鼓腹，圈足上有三个十字形孔，范合缝于十字孔处，显然是由三块外范( 模子) 合铸而成。腹部以回形纹为地，上有九只象形纹饰。颈部饰——道复合回形纹带。口沿下饰一周由二十四只蕉叶纹组成的纹饰，颈腹纹带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 或称作连珠纹)。最值得注意的是，圈足上饰瓦纹，这种纹饰以其与旧式房屋上瓦陇相似而得名，开创了后世瓦形纹饰的先例。瓦纹主要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代。

觚是饮酒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都出土过陶觚，型式均与铜觚相似。早期的觚一般也可分为细腰体高型与粗腰体矮型二种。后者较实用；前者既细又高，用来饮酒不大方便，可能只是作为礼祭器而存在。“四象觚” 也可称为“象纹觚”。本器侈口，口径较大，体高，腰细，腹前后饰二兽面纹，高圈足上除象纹外，亦以回形纹为地，腹足纹饰上下也各有一周圆圈纹。这种铜器在其造型上尽管是上大下小，但由于制造者的高度技巧，在结构上采用了宽边喇叭口形的高圈足，使重心安排在器物的中下部。在花纹装饰上，颈部多采用狭长形纹饰，如蕉叶纹等。而在足部则用兽面纹或垂鳞纹等纹饰，使整个器物的结构和纹饰巧妙地结合成一体，充分体现静态的平衡与和谐。

书法绘画：翰逸千秋

《平复帖》

被喻为“法帖之宝” 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皆有参考价值。

《平复帖》共九行、八十四字，是陆机写给一个身体多病、难以痊愈的友人的一个信札，因其中有“恐难平复” 字样，故名。它是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其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结体瘦长，书写简便、率性，逸笔草草，没有循规蹈矩。撇捺无波挑，平添了几分险崛之意。许多字的末笔的收束也是向下牵引，把章草横展的笔势变为纵引，字态也因势而变。字字翩翩自恣，活泼可爱，在字法上主要表现在字势的多变与字构件的错落组合。整帖字势以正为主，间以左右舞动的欹势，颇有奇趣。值得一提的是，《平复帖》之前的章草，大都是碑刻，难以见到墨法变化。而《平复帖》则是书法史上传世作品中最早的墨迹本，是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全文共蘸墨四次，墨色自然、虚实交替、变化丰富、风格质朴，墨色基本是由润到枯的自然过渡。

《平复帖》本为清宫旧藏，嘉庆帝将其当作珍玩稀品赏给亲王，遂流出内府。民国期间，为恭亲王后人珍藏。1937 年，为了给母亲治病筹措费用，恭亲王后人意欲出卖，几经转手，最终，张伯驹先生以4万大洋购入，并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不料日寇大举侵华，张伯驹携家人避祸到陕西，随身将《平复帖》缝入随身衣被，从而使文物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先生将此国宝捐赠故宫博物院，一代国宝，终得所归，而张伯驹、潘素夫妇的高风亮节，也永载史册

《伯远帖》

《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其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的典范之作。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而又通篇和悦，自然一体，有如天成。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东晋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素来为乾隆皇帝所欣赏宝藏。

书法艺术发展到东晋时代，书体流变已完全成熟，进入自觉阶段，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时代书风、书家群体各呈风采，这是书法史的第一个辉煌期。在此百花争妍、五彩斑斓的书法盛世，以琅琊王氏家族为首的书法成就又可谓其顶峰的代表。然而因种种原因，王氏真迹未能流传下来，最为可信的只有王珣的《伯远帖》了。

王珣作为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并深受王氏众人书法风格的影响。《伯远帖》的起笔多顺锋直入，线条中间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行笔遒劲，停顿自然，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通篇看来，此帖书写气势连贯，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书写时运笔的先后顺序，笔画间的牵丝映带交代清晰，特别是露锋起笔、棱角分明，更显得真切而率真，这是从摹本和刻帖里无法得到的。

《游春图》

《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绘画作品，绢本、青绿设色，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 六个字，因而得名。画卷首段近处露出倚山俯水一条斜径，路随山转，自到妇人立于竹篱门前才显得宽展。由此向上，山限岸侧，树木掩映，通过小桥，又是平坡，布篷游艇，容于其中。下端一角，便是坡陀花树，围绕山庄。描绘出明媚春光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各种花树点满山野，桃红柳绿，相映成趣，展现了水天相接的情形，上有青山叠翠，湖水融融，也有士人策马山径或驻足湖边，还有美丽的仕女泛舟水上，熏风和煦，水面上微波粼粼，岸上桃杏绽开，绿草如茵……画家用青绿重着山水，用泥金描绘山脚，用赭石填染树干，遥摄全景，人物布局得当，开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发展，到了隋代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依附于人物故事画的山水画在表现方法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说明在表现自然景物与人物或其他物件的关系上，以及远近、层次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画家还没有找到适宜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描绘壮阔秀丽的山川形貌。对此，《游春图》有所突破，反映了山水画处于变化发展阶段特点，给人以“咫尺千里” 的美感。自此之后，山水不再作为人物故事画背景的一部分，而是从前者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画科存在于中国绘画史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极具历史价值的名作，也是张伯驹、潘素夫妇的捐赠。

瓷器：隽雅辉煌

定窑孩儿枕

这是一个宋代的瓷器枕头，但它的形象却是一个素面光洁的孩儿，孩儿的背用作枕面。孩儿伏卧在床榻上，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似乎在床上撒娇蹬腿。孩儿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着团花纹。床榻边压印花纹。枕身釉为牙黄色，底为素胎，有两个孔。这件孩儿枕塑制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据考证，瓷枕的烧制最早出现于隋代，唐以后日渐增多，为古代寝具，古书记载“瓷枕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定窑瓷器以白瓷为主，大都为实用的瓶、罐、碗等，孩儿枕是难得一见的器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定窑孩儿枕，釉色牙黄，工艺精巧，先使用模具烧制成型，再加以精细的雕工，活泼可爱的孩童侧卧于榻上，双臂紧抱置于头下，两脚叠压稍稍抬起，孩儿神态栩栩如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件定窑孩儿枕不仅是宋代风俗的见证，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和陶瓷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画了。作者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 今开封) 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

画家所摄取的景物，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怪乎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人气最高、知名度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幅名作。

永乐青花压手杯

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是明代瓷器中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一种实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明人谷应泰撰《博物要览》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种杯：“若我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砂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篆书，细若米粒，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

压手杯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重心在杯的下部，口沿微微外撇，手握杯时，正压合于手的虎口处，给人以沉重压手之感，故有“压手杯”之称。此件高5.2cm，口径9.3cm，足径3.9cm，杯撇口，丰底，圈足。内外青花装饰。杯心单圈内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署青花篆体 “永乐年制” 四字款。外壁口沿下绘朵梅纹，腹部绘缠枝莲纹，圈足外墙绘卷草纹，纹饰间隔以青花弦线9 道。此杯制作精细，形体古朴敦厚。纹饰安排主次分明，杯内纹饰布局简洁，外壁纹饰以柔和的线条组成二方连续缠枝花图案。青花色泽深翠。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堪称是明代永乐时期独有的名贵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压手杯的款识极为难得，蝇头小字，清晰可辨。在画面上的安排非常巧妙，款识与花纹融合在一起，不是单纯为了写款而写款，而是与瓷器装饰相结合，既告知器物的年代，又使人赏心悦目。狮子滚绣球是民间表示吉祥的一种舞蹈，以此为题材画在杯的内心，将“永乐年制” 四字写在球内，这种巧妙的安排充分反映了景德镇陶瓷工匠们高雅的艺术修养。

粉彩牡丹纹盘口瓶

粉彩牡丹纹盘口瓶是清雍正年间的清宫御用瓷器，高27.5cm，口径6.3cm，足径8.6cm。

瓶盘口，细长颈，长圆腹，近足处外撇，圈足。粉彩开始于康熙时期，是釉上彩的新品种，它以其温润柔丽、淡雅宜人的风韵博得美誉。该瓶身以粉红、桔红、翠绿、草绿及褐色彩料描绘牡丹纹。外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瓶形体各部分比例协调，轮廓线条过渡柔和，画面构图疏朗有致，色彩淡雅宜人，每枚花瓣和叶片都描绘精细，质感逼真，堪称雍正粉彩瓷器中的佳作。

五彩加金鹭莲纹尊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陶瓷工艺史上的鼎盛时期。康熙五彩在清代彩瓷中的地位尤为煊赫。这件“五彩加金鹭莲纹尊”，尊体撇口长颈，丰肩圆腹，腹下内收，近底处外撇，圈足。通体五彩纹饰，口沿下与近底处饰变形水波纹，肩腹交界处上为变形回纹，下为变形水波纹，颈腹饰夏景荷花纹。荷花在中国人心中素来赋予“亭亭玉立” 的君子之风，更有“和合” 之好口彩，寓意吉祥。此器是康熙五彩瓷器精品，鲜明特征是在五彩中添入了过去没有的金彩和釉上蓝彩，表明当时的五彩工艺已有较大发展。而无论是制瓷工艺还是绘画技法上，都堪称上乘之品。

工艺美术：匠心独具

大圣遗音琴

大圣遗音琴是传世唐代古琴中最为完好的一件。琴腹内池的两侧有朱漆隶书款“至德丙申” 四字，表明此琴制于唐肃宗至德元年，即公元756 年，应为安史之乱之后的作品。四字款表明这是一件宫廷用物。

此古琴为圆首内收狭尾，项、腰各作内收浅弧形，相传为神农式，琴面浑厚略呈半椭圆状，项、腰作圆棱。通身漆黑色，退漆处露栗壳色及部分鹿角灰胎，以朱漆修补，发大小蛇腹断间细牛毛断纹。金徽。琴底发波浪形细纹断。圆形龙池，直径7.6cm，扁圆凤沼，长12cm，宽2.9cm。琴面为桐木斫，色黄质松，纹直而密，小弦外侧自岳山至少徽有拼合痕，纳音微隆起。紫檀岳尾，制作细润精致。额下由轸池向外微坡，护轸系原作，岳、尾均有后换痕迹，装旧青玉轸足一副，足雕葵瓣纹，轸作6 棱尖底，系明黄丝绦长穗。

“大圣遗音” 琴原宝藏于宫中，随着清王室的衰落，昔日的古琴雅音渐被遗忘。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点查，在养心殿南库墙角发现此琴时，其似已被遗弃很久，看上去比较寒碜，于是，这张稀世珍琴竟被登记为“破琴一张”。1947 年，经王世襄先生发现，鉴定为唐琴。又经古琴家管平湖精心修理，恢复了漆色、断纹与金徽的原貌。此琴以指扣琴背，音坚松有回响；按弹发音清脆，饶有古韵，可称故宫博物院最珍贵的一张古琴，也可以作为鉴定唐琴的标准器。

黑漆嵌螺钿云龙纹大案

此案高8.7cm，长197cm，宽53cm，为平头式，四足内收，是明代的一种流行式样。通体髹黑漆嵌螺钿云龙纹。案面嵌5 条飞龙，蜿蜒云中，案其余部位均饰龙戏火球纹，嵌制精细。案底面以螺钿嵌“大明万历年制” 六字款。

此案为明代硬螺钿漆器的代表作。嵌螺钿漆器，是取材于各种贝壳天然色彩与光泽最佳的部位，分层剥离并磨制后镶嵌于漆器上作为装饰。明代名漆工杨明在《髹饰录》中注道：“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这里所说的“古者” 指元、明以前之物。明清两代用厚螺钿镶嵌家具等大件器物成为一种时尚，因厚螺钿色泽变化简单，宜镶嵌简洁明快的图案，具有粗犷洒脱的特点。

大禹治水图玉山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制作的一件大型玉雕，高224 厘米，宽96 厘米，座高60厘米，重约5330公斤。

目前人们熟知的《大禹治水图》，是宋代的一位佚名画家所作，为清宫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是《大禹治水图玉山》的蓝本。该玉山以新疆和田青白玉制成。玉山雕刻着崇山峻岭、古木丛立、洞壑溪涧；大禹在正面山腰上亲自劳作。追随他的民众，有人用锤打，有人用镐刨，有人用杠杆捶击，凿石开山。这幅生动活泼表现大禹治水之伟大的劳动图景，是按着玉材天然形势艺术加工而成，堪称稀世珍宝。“大禹治水图玉山” 的制成，在玉器工艺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显示了“大国工匠” 的才能智慧。

金瓯永固杯

在故宫博物院中，皇家的尊贵与奢华渗透在宫廷生活的随时随处，无论是日用的器具，饮撰用具，还是陈设器物，无一不是造型复杂，用料贵重，制作考究。金瓯永固杯是清宫礼制用器，黄金质地，极为珍贵。

“金瓯” 初为盛酒器皿，后比喻疆土、政权。此杯周身嵌满珍珠、宝石，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据考证，清代元旦开笔仪式始于雍正，定制于乾隆，仪式中有三件必用之器物。一是“玉烛长调”，二是笔管端刻有“万年青”，笔身刻有“万年枝”的毛笔，三就是“金瓯永固杯”。每当元旦子时，皇帝在养心殿，把“金瓯永固杯”放在紫檀长案上，倒入屠苏酒，亲燃蜡烛，提起毛笔写下诸如“天下太平” 等祈求江山社稷平安永固的吉语，因此，此杯在清代被视为镇国之宝，世代相传。此件金瓯永固杯由清宫造办处制作于乾隆六十二年，高12.5 厘米，口径8 厘米，足高5 厘米，口边刻有回纹。根据清“内务府活计档” 记载，乾隆皇帝对此杯的制作十分重视，不仅调用内库黄金、珍珠、宝石等珍贵材料，而且精工细作，多次修改，直至皇帝满意为止。因此，该杯一直被清代皇帝视为珍贵的祖传珍宝，为故宫宫廷文物的代表作。

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

这件《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为清乾隆年间苏州绣制，纵213厘米、横119厘米。图上的天空为宝蓝色，漂浮着片片五彩祥云，山坡溪流，苍松翠柏，梅花盛开，鸟笼、茶花、青竹、灵芝、山石点缀其间，三名男童放牧九只山羊。九只山羊寓意“九阳消寒”；“三”在古代表示多数，男子属阳，有“三阳开泰”之意。图中运用了平戗、勾边线、搭梭等缂丝技法和戗针、钉线、施针、斜缠针、打籽针、擞和针等刺绣针法。整体构图饱满繁复，配色精妙雅致，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洋溢着喜庆和谐、生机勃勃的景象，突出了九九消寒、春回启泰的主题。据考证，该题材缂丝作品是世上仅存的一件，更为珍贵的是其上有乾隆皇帝亲笔御制诗一首：“九羊意寄九阳乎，因有消寒数九图。子半回春心可见，男三开泰义犹符。宋时创作真称巧，苏匠仿为了弗殊。漫说今人不如古，以云返朴欲惭吾。” 这首诗称赞了宋人的“九阳消寒图”的巧妙和苏州工匠们缂丝仿画技术的巧夺天工。

缂丝又称刻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缂丝能自由变换色彩，所以适宜制作各类书画作品。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早在中国汉魏时期就有缂丝工艺，到开放包容的唐代，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当时制作的大多为丝带等实用物品。到北宋晚期，由于受宫廷院画的影响，缂丝从实用装饰品嬗变为艺术品的制作，用缂丝刺绣成的山水、花鸟、人物等艺术品已达到很高水平。清康乾时期，缂丝成了皇权的象征，龙袍衮服、宫中的日用品、官员的官补，无不是缂丝中的上品佳作。缂丝艺术品也得到长足的发展，采用缂、绘相结合，创作出别具一格、精巧工细的艺术作品。

建筑艺术：巧夺天工

紫禁城角楼

紫禁城中，共有四城门，南面的午门，还有东华门、西华门和北面的神武门，整个宫城呈长方形，占地72 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 多座，房屋9000 多间，周围环绕着10 多米高的城墙和50 多米宽的护城河，城墙的四角上，各有一个玲珑奇巧的角楼，这些玲珑多姿、绚丽多彩的角楼，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清代重修。角楼是紫禁城城池的一部分，它与城垣、城门楼及护城河同属于皇宫的防卫设施，算来至今已足足600 年历史了。

角楼俗称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是一座四面凸字形平面组合的多角建筑，屋顶有三层，上层是纵横搭交的歇山顶，由两坡流水的悬山顶与四面坡的庑殿组合而成，因这种屋顶上有九条主要屋脊，所以称做九脊殿。中层采用勾连搭的做法，用四面抱厦的歇山顶环拱中心的屋顶，犹如众星拱月。从墩台下地面至角楼宝顶高27.50 米，由多个歇山式组成复合式屋顶，覆黄琉璃瓦。

事实上，角楼并不是真正的楼，从它的外面观看，三重檐飞翘的屋檐，层层叠叠共计有28 个翼角，16 个窝角，28 个窝角沟，10 面山花、72 条房脊。但是当你进入角楼的里面时，就会发现，屋内干净利落，没有一根落地的柱子，更没有楼梯、楼层，称其为角楼大概是因为它建在城墙上，远远望去，黄色琉璃瓦顶和鎏金宝顶在阳光下闪烁生光，衬着蓝天白云，越发显得庄重美观。

御花园

紫禁城中共有四座大小不等的花园，分别是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其中，以御花园面积最大。它的整体布局以及局部点缀上，都极其考究。园内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楼台亭阁，变化多端，展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艺术创造力。